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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3, 2007 / windperson

看了之後才恍然大悟的文章…

之前就一直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不過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們是缺乏『預先準備的計畫』和『堅持到底的耐性』。


發現臺灣發現我   龍應台

1

  怎麼辦?

  把彈簧墊掀起來。就找到了毛病。這是一張巨大的床,中間支撐的梁木斷了,斜插在地毯上。沒有客人的時候,孩子們把這張客房裏的床當作體操墊,木梁都給蹦斷了。床墊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樣努力貼著床面,才不致於滑下來。

  怎麼辦?

  華德和我分別站在斷梁的兩邊,打量那毛鬚鬚的斷裂處。半晌,我說:“不難!拿一疊雜誌來墊在下面就可以。”

  他驚奇地看著我,似乎聽見了什麼荒唐的笑話,說:“我在想……測量木梁和地板的距離,我需要量尺;斷的地方要用兩個木樁支援,我需要電鋸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頭,連接木樁和大樑嘛,得用上五公分長的螺絲釘,還有專門修補木製品用的強力膠……”

  我驚奇地看他一眼,覺得好笑:“那不是很費時間嗎?一疊舊書一樣可以撐著,我們唯一要決定的,是該用你的經濟學月刊還是我的文學雜誌,對不對?”

  “可是……”他搔搔頭,似乎作夢也沒想到世上有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是可是……那樣床還是壞的;並沒有修,不多久又會塌下去,不結實……”

  我到儲藏間去找舊雜誌,真多呀,《小說世界》、《紐約書評》、《歐洲事務》、《明鏡週刊》、《文學月刊》……當我抱著沉沉的一疊雜誌回到床邊時,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裏拿著尺,腳邊擺列著電鋸、木塊、螺絲釘、強力膠、我叫不出名字的什麼工具……還有,清理善後用的吸塵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讀雜誌。當他把床修好了的時候,我也翻完了最後一本。他用手臂壓壓已經復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滿意於它的堅挺,一邊收拾工具一邊笑著說:

  “你。是個臺灣的孩子。”

  我也笑了,對,我是一個臺灣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裏,我可不是唯一用雜誌修床的人。要聽證據嗎?在臺灣一個杜鵑花夾道的大學校園裏,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客座教授曾經對我說:

  “中國人可愛極了!我跟總務處說宿舍裏的床斷了一隻腿,不能睡人了,拜託趕緊修理——當天晚上就來了個工友,帶了四個磚頭……”他縱聲大笑。

  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磚頭和雜誌,都是解決人生困境的權宜之計。奇怪的毋寧是,為什麼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權宜之計?

2

  住在臺北的時候.有個鄰居要搬家。不遠,不過從城南遷到城北,但畢竟也是一家四口,從尿布三輪車到針線紐扣筆筒打字機碗盤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夠瞧的。說是卡車要來的那天早上,我踱過去,想在混亂中或可幫點忙。沒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滾,尿片還在櫃子裏,針線紐扣還在抽屜裏,打字機還在書桌上…”’

  “怎麼?”我問,“卡車今天不來?”

  “來呀:”主人正就著水槽洗碗,“馬上到。”

  “那……”我望著那一屋子的琳琅滿目,著實困惑,“東西不打包?”

  “無所謂啦!”主人說,“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經驗裏——那自然是在美國,不管遠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幾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隻玻璃杯,每一隻碗,每一個磁片陶缽,都得用幾層紙密密包裹,然後一一裝箱,一個廚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時間。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漢,也要好幾個鐘頭。

  卡車來了。幾個年輕小夥子沖進門來,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協力地動員起來。我懂了:抽屜,裝滿了針線紐扣回紋針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筆,就這麼原封不動地擺上卡車;打字機,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櫃腳下;鍋盤碗筷擱進小寶貝的塑膠澡盆裏,蓋上一條太空被。

  那琳琅滿目一屋子的東西竟然全塞進了卡車。主人愉快地向我揮手。卡車起動時,那抽屜裏的、衣櫥裏的、澡盆裏的,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滾動搖晃,發出哐當嘩啦的巨響。

  那哐當嘩啦的巨響,——卡車的滾動搖晃,竟然像一個熟悉的夢境。我怎麼會忘記了呢?十四歲那年,我們的卡車不也這麼哐當嘩啦地從苑裏駛進茄定?十一歲那年,我不也幫著母親把碗盤塞到澡盆裏,然後隨著卡車搖晃滾動地從高雄駛進苗栗?八歲那年,不也曾擠在卡車司機旁哐當嘩啦地從高雄城東搬到城西?五歲那年,母親用一床老舊發黃的蚊帳把我裹起來,塞在卡車一角,從新竹睡到高雄,不記得那哐當嘩啦的巨響。三歲那年……

  到了,總是有破盤破碗的。無所謂啦,丟了就是。反正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值錢的,都留在大陸老家啦!哼,那些個博物館擱在玻璃櫃裏面展覽的碗啊盤啊,當寶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牆根喂貓狗的,不當一回事。母親驕傲地說。

  在唐宋的盛世,中國人搬家是不是也這麼“無所謂”地哐當嘩啦呢?西方人搬家又為什麼那麼小題大作放不開呢?

3

  三月,德國大學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臺灣的時候。下了好幾天細雨,終於放了晴,二哥說:“走,到復興鄉去看看工地!”母親介面,“咦,不是說大漢溪修橋,過不去嗎?”二哥笑笑,“總有辦法的!”

  我們就鑽進了他的進口自排福特車,沿著大漢溪邊的公路走。我說:“橋要真封了,過不去的話怎麼辦?”二哥笑笑,“總是有辦法的!”

  在離橋兩百公尺的地方,豎著一個牌子:“施工中,橋樑暫時封閉”。遠遠看著橋,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著橋口,確實是不通了。

  “為什麼施工單位要等到距橋兩百公尺才肯立一個牌子?他們難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從桃園到這裏,我們已經開了近一小時的車。二哥笑笑:“總是有辦法的。”

  前頭一輛車,在牌子後邊消失了。我們緊跟著過去,原來,就在那宣告“封閉”的牌子後邊,一條新路已經被壓了出來。

  沒人跟我一樣,看著牌子生氣;他們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陣,毫不猶疑地開向溪底,闖出一條路來。

  極寬闊的河床,中間只有一灣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響,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嶇不平,福特車身又低,底盤不斷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雞皮疙瘩。經過積水的泥潭,泥水濺得車窗一片糊爛。我不時地咒駡二哥;這種車不是開這種路的,陷進爛泥裏怎麼辦,四十多歲的人怎麼還做這種不經考慮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來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們一個。”

  真的,身後有一長列車隊,全是小汽車,天哪,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來的”嗎?

  一個比池塘還大的泥坑橫在眼前。不知是哪個氣度恢宏的開拓者已經在大泥坑上擱下兩條窄窄的木板,寬度剛好夠汽車的輪胎險險地輾過。

  前面那輛小紅車裏鑽出了個人。走到泥坑那頭,開始指揮。小紅車戰戰兢兢地,滾上木條,淩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動。車隊裏的人全鑽了出來.站在泥濘的河床上,興高采烈地看著熱鬧。小紅車後輪著地的時刻.觀眾給予熱烈掌聲,竟是一片同仇敵愾的歡喜。

  顛顛簸簸,翻山越嶺似的,車隊在河床上折騰地匍匐前行。過橋只需要三分鐘的路程,現在用上了一小時,終於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沒錯吧!”

  我獨自目瞪口呆地往後望著:河床上的車隊,一隻一隻泥龜似的,歪歪斜斜地爬過來。

4

  我決定自己開車。

  在德國,趕路的時候,我可以開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但一直沒有勇氣在臺灣開車。怕。連爬帶滾地行過大漢溪之後,我想,嘿,我也是個臺灣的孩子,咱們一塊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個桃園的夜晚。華燈初上,一片流動閃爍的繁華熱鬧。行駛在燈紅酒綠的市區中,困擾我的,竟然不是那擁擠的人群,也不是那竄來竄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車,而是,說出來你或許覺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紅綠燈!沿街矗立著一個比一個大的招牌,招牌上閃著千奇百怪的霓虹燈:皇宮KTV的燈滴溜滴溜地繞著打轉,春風理髮廳的燈魔幻似地旋轉又旋轉,藍寶石舞廳、全家福海鮮館、大時代咖啡廳、夢露寶館……簡直是一片絢麗的燈海。在這樣一片漩渦似的刺激性極強的五光十色的燈海中,我的眼睛忙不過來;紅綠燈在哪里?

  前面有一個什麼警燈在閃爍,讓我習慣地緊張起來——是修路?警車?救護車?消防車?要不要讓路?尋找燈的來處……天哪,是“真壞戒”檳榔攤!為了在絢爛的燈海中更絢爛,賣檳榔的人在攤子上裝了閃爍旋轉的警燈。

  每段街都有個檳榔攤,每個檳榔攤上都閃著荒謬的警燈。我一感覺到警燈的閃爍就下意識地緊張戒備,然後又安慰自己這只不過是“其壞戒”檳榔。帶著這種牙疼似的內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準備。切入超車、不斷蛇行換線道、大卡車大巴士佔用快車道、計程車尾追不舍……沒有什麼了不起。我開得很穩、很快樂,在家的感覺真好,啊,我愛嘈雜的醜陋的臺灣,聽聽莫札特吧,反正車速慢了下來,前面顯然開始堵塞,莫札特的長笛像空中掠烏拉出的弧線,流利優美。

  然後,我睜大著眼睛,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路肩,有人開上了路肩,路肩超車。一輛,一輛,又一輛,毫不猶疑地,在路肩上賓士。

  兩眼發直,我聽見自己發出長長一聲“啊——”;是驚駭,或竟也是讚歎。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這世界還有什麼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輸給你,臺灣的孩子。

5

  坐在福華的中庭咖啡座裏,聽出版的朋友說文學的書如何如何地沒有人買。“社會多元的意思,”他說,“就是說.沒有人願意連續地坐上兩小時看一本讓腦子累一點的書。”

  “別難過,”我安慰他,“你看那邊櫥窗裏那個東西,也一樣沒人買。”

  那是一把義大利進口的雨傘,標價兩萬元。

  “哈,”他輕蔑地笑起來.“那個東西,有人買!”

  咖啡座上坐著化妝明豔、穿著入時的女人,疊起玻璃絲襪的腿,優雅地啜著咖啡。好幾個穿白襯衫、深色西褲的男人對著手裏的大哥大說話。其中一個,竟然是些許年不見的大學同學。

  “還在高中教歷史嗎?”我問。

  “不教了,沒前途。”他說,把大哥大熟稔地插進褲袋裏,“現在搞營造,包工建橋開路之類的。”

  “營造?”我驚訝,記得他當年穿著長袍馬褂,在講臺上表演相聲的樣子,“你學過營造?”

  “沒有。”他搖頭,然後解釋,“就好像學游泳,先下水,搞濕了自然就會。我也沒什麼資金,先是搞股票賺了點橫財,就投資營造。在臺灣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錢,做八分投資,講十分的話……”

  “冒險嘛!”他笑著,帶著點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嗶嗶響起。

6

  有人按鈴。又是個穿綠制服的德國員警。又怎麼了?我沒好氣地瞪著他。

  這一回,是因為我停在車庫門前的車,車尾突出。“侵佔”了人行道大約十公分的空間,妨礙行人過路。

  “請您將車子駛進車庫,或著停到路邊去。”他面無表情地說。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著他——老兄,這人行道起碼有一百廿公分寬,再蠢的胖子也過得去。你停下巡邏車來干涉我,只不過因為這十公分的“脫序”觸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則和習慣。

  你是一個秩序和原則的動物。

  我忿忿地盯著他,然後,很勇敢地——把車移走。

  我能說什麼?十公分是侵佔,一公分也是侵佔。

  澳洲來的伊蘭在電話上絮絮不休:“院子裏那株松樹掉針掉得厲害,掃不勝掃。又遮了陽光。我們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斷,“在這個國家裏,砍樹要先申請,尤其是老樹大樹,不能說砍就砍的。”

  “可是,這樹是在我們自家院子裏——”

  “自家院子裏的樹你也沒有自由說砍就砍,樹,是國家人民共同的財產,懂吧?”

  “啊,”伊蘭在那頭說,“咱們澳洲也有這個法那個法的,可是沒人太認真——”

  “那是因為你們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後裔呀……”

  伊蘭顯然一點兒也不覺得好笑,很認真地說,對,來德國半年,使她深刻體認到澳洲人無法無天的個性,十足罪犯的壞胚。然後我們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國是那麼一個不自由的國家,人民沒有脫序、違法的權利,簡直令人苦悶極了。

7

  電話又響起來,這回,是婆婆:“考慮半天,這個週末不能去看你們,準備時間不夠……”

  可是,現在才星期三呀,只不過是兩個小時的車程,帶支牙刷來不就完了嗎?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澆。玫瑰正要剪枝,乾洗店的衣服要取回來,清潔婦星期四要來……”

  又來了。老人家簡直像加了熱的年糕,黏糊糊緊緊粘著鍋底,很難把他們從家扯開。

  “我們年紀大了,總是慢嘛。”她說。

  我熟悉另一對老人家,年紀也大了,卻具有後備軍人枕戈待旦的彈性,隨時待命開拔。那是我的中國父母。

  有一次,我從臺北打電話到合南,請七十來歲的父親得空時北上一趟,處理一點小事。擱下電話,幾個小時之後,門鈴響,父親出現在門口,手裏拎著行李——一隻皺巴巴的塑膠袋,看起來包過青菜包過舊鞋而現在裏頭裝著一套換洗的內衣褲、一支牙刷、一本書。他很高興地望著我笑。

  又過了幾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現在拔個電話回臺灣,請父母搭下一班飛機來德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動身。真正需要的時候,他們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時候,沒有牙刷也能走。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德國父母非有萬全的準備不貿然行動,而我的中國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歲月之後(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舊能適應萬變、說走就走,像個一無所有、無牽無掛的“羅漢腳”?

8

  臺灣人的個性中有一種驚人的彈性。

  用雜誌和磚頭修理木床的權宜之計,是一種彈性。“將就點吧!”我們常說。“過得去就好!”我們常聽說。把滾動晃動的抽屜擺上卡車哐當嘩啦地搬家,是一種彈性。“沒關係啦!”是我們的口頭禪,“請裁請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辭。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跡天涯,是一種彈性。“四海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這種彈性像水,碰到山就往穀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磚就從縫裏鑽出來。街市燈海太令人眼光繚亂了嗎?檳榔小販就裝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燈。高速公路上堵車了嗎?路肩就成為康莊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掛了出來?且慢,咱們給他開出一條路來。

  大漢溪河床上那條蜿蜿蜒蜒、崎嶇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兩道單薄的木條——究竟是臺灣孩子的缺點還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說,你要譴責他的違法脫序,還是讚美他的勇於闖蕩、不怕阻撓?

9

  這是個森林裏的小木屋,我們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爐邊看書。他在讀一篇報導:從前東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誠資料現在在太陽下攤開,好像你突然翻開一個久置濕苔上的石塊,陰濕處的惡形惡狀的爬蟲全現了出來。德國舉國上下在追討從前為秘密員警工作的線民……用日爾曼人一貫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對自己不愉快的過去。

  我在讀“天下”出版的《發現臺灣》已經是第二遍了。

  不瞞你,我沒讀過臺灣史。

  臺灣的孩子沒讀過臺灣史?正是。我讀過中國歷史、英國歷史、美國歷史、德國歷史、猶太人的歷史、吉普賽人的歷史……可是,我不曾讀過臺灣史(其實不必對你覺得羞愧,因為我想你八成也沒讀過);我們一直不太把臺灣當一回事。

  讀《發現臺灣》的感想,就好像,這臺灣的孩子我已經認識了一輩子的時間,卻第一次看見屬於他的照片簿。簿子裏有發黃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親的手跡,寫著孩子胎記的顏色、第一次摔破頭的地方、上學時走過的路、第一篇作文……對著照片本子我輕聲“啊”了出來,“對,他就是這一副德性,原來如此 ——”

  黯黃的照片再度提醒我: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三百年前在狂風巨浪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從擁擠不堪的軍艦上倉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難民。對移民,這海島是個供人開發掠奪的地方;對難民,這是一個暫時歇腳的地方。移民的開發心態,使原本樟木產量舉世無雙的臺灣今天看不見幾株樟樹;難民的苟且心態,使人口早超出五百萬的大臺北到九十年代還沒有一個暢流的捷運系統。

  是因為,當初來的時候,草莽初辟,搭個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養成了用磚塊和雜誌修床的習慣吧。(華德指著修好的床說:“這床還可以用上一百年!”我說:“誰管一百年以後的事?”)是因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哐當嘩啦地搬家,摔破幾個大同磁碗吧。難道不是因為,當年從湖南流離到浙江,從浙江顛沛到海南,從海南亡命到臺灣,身上唯一的財產是奶奶臨行密密相縫的一隻布鞋。難道不是因為那流離顛沛的命運,所以我年邁的中國父母到今天還保留了適應飄泊的自衛本能?你可以讚美他們的彈性,但是知曉他們的彈性來自哪里,令我神傷。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課題不在禮法的傳承維繫.那是舊社會的規則。在瘴癘叢生的新世界裏,重要的是如何闖出路來。對大自然的險惡,用柴刀和臂力去闖;對政治勢力的險惡,用機智和狡獪去繞。荷蘭人、鄭成功、清政府、日本天皇、國民黨,各有各的統治方式,統治方式就是所謂“法”。對於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節,達不達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題。法無礙於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礙於目的就繞過它。

  這並不稀奇。澳洲人也有這個個性,早期的美國人更是。你也記得嗎?西部片裏的英雄,可多半不是那呆頭呆腦的警長,而往往是那一槍在手、恩怨自決、單騎闖天下的好漢。從法治的眼光看,咱們的廖添丁可是個該受管訓的甲級流氓。

  法,對於臺灣移民的孩子,就像大漢溪邊佇立的“此橋不通”的木牌,繞過它!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達到目的,沒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車嚴重的破壞環境,沒有人在乎路肩超車會肇成最致命的車禍,沒有人在乎檳榔攤上亂真的警用燈威脅了真正警燈的作用……

  那個不能容忍我十公分“侵佔”的德國員警會覺得臺灣人這種對法和秩序的蔑視是駭人聽聞,匪夷所思;來歐的朋友也搖頭:你不知道,臺灣的脫序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太亂了,太亂了!

  我怎麼會不知道?你忘了《野火集》是誰寫的。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歡,臺灣人這種山不轉路轉的伸縮性,這種蔑視成規的草莽性格,這種只認目標不講原則的“闖”勁,難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經濟成就的種子嗎?將小汽車開進泥濘的河床、開過泥坑,是脫序也是不畏艱辛;隨隨便便地搬家,是邋遢也是靈活;用雜誌和磚塊修床,是短見也是聰明;用一分錢,作八分投資、講十分話,是輕率也是勇於冒險。臺灣的外貿奇跡,不就是無數個提著○○七小提箱的臺灣孩子用他那靈活、聰明、不畏艱辛、勇於冒險的移民個性“闖”出來的嗎?

10

  不要輕視臺灣的錢。錢並不骯髒,它催化了人對自由的渴求,也給人帶來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在夏日明媚的歐洲街頭,你常看見臺灣出來的青年,背上背著帆布袋,手裏拿著地圖,表情輕鬆,昂首闊步。

  那種輕鬆,使你想起吳濁流在一九四七年所憧憬的臺灣“烏托邦”:“……做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員警責備。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臺灣……”

  歷史上最“身習寬裕而自由”的臺灣,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臺灣了。尤其是當你想到,這昂首闊步的一群,都不必是什麼高幹子弟、權貴之後,只是最尋常的百姓,你知道移民的離鄉背井、顛沛流離,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可是,為什麼來到歐洲的臺灣朋友怎麼那麼不快樂呢?

  住在德國的我,哎,想死了臺灣的紙醉金迷,熱鬧繁華。來德國小住的臺灣朋友,卻又羡慕我的寧靜。

  這裏實在寧靜。

  一個無事的下午,你可以坐在客廳裏聽風走過屋瓦、穿過松樹的聲音。到草原上走走,若是夏季,白色的瑪格麗特開得如癡如醉;若是秋季,蘋果就 “噗”的一聲掉在你眼前小路上,撿起來就可以啃。小鎮的路鋪著青青石板,沿街的老屋門簷上還刻著年代:一五一七,明朝的;一三○八,啊,元朝的;一○八七,哇,宋朝建的……窗臺上擺著一列鮮紅欲滴的海棠。

  轉角有棟老屋正在整修。二樓淩空架著,一樓打空了。一個白髮老師傅正在敲敲捶捶的。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他說,不能拆,就是能拆,主人也不捨得呀!可是裏頭設備想現代化,他擦擦眉毛上的汗,所以得把外殼架空了,只裏頭翻新。怕損壞老結構,所以所有機器都用不上了,全得靠手……

  那豈不貴極了?

  是啊!老師傅點頭,要貴上好幾倍呢!可是國家有補助,歷史嘛,不能丟哇!

  老師傅拾起錘子,叮叮敲起來。聲音輕脆地迴響在安靜的石板街上。

  朋友坐在客廳地毯中央。午末的陽光投射進來,他閉眼仰臉對著太陽,就這樣久久坐著,一直到陽光完全沒入松影。他輕聲喟歎。

  我感覺到臺灣人對寧靜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11

  不,我指的不僅只是空間環境的寧靜;在寧靜的空間環境背後有一種源自內在生活秩序的心靈的寧靜。有的民族,因為知道什麼在先,什麼在後,心裏有一種篤定。

  在海德堡大學開的當代臺灣文學課裏,學生問:寫童年的作者特別多.似乎臺灣作家特別懷舊?

  失去的,當然分外眷戀。臺灣的作家是永遠地失去了他們的過去。懷想大陸的,發現四十年睽隔的家鄉面目全非,不如不見。著眼臺灣的——你我之中有多少人還有一條童年的街讓他回頭?哪里是餘光中的廈門街?哪里是白先勇和周夢蝶的明星咖啡?隱地的西門町變成了什麼樣子?袁瓊瓊的眷區還在嗎?淡水最後的列車開到了哪里?

  你若是個德國作家,那麼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棟老房子還在,粗大的玫瑰依舊攀牆而上。那條街還鋪著石板,轉角處的農舍老傳出乾草和牛糞的氣息,你每次興起回老街,都會看見和你同上小學的大傻個兒正在院子裏耙草。你曾經放紙船的水溝還在那裏,兩個穿短褲的小男孩,正勾著身玩紙船。

  那條街,包括它的顏色和氣味,一直在那裏,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滾沉浮、疲倦彷徨的時候,有那麼一條街讓你回頭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鏡子照著你最原始的來處。如果你來時頹喪墮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來時飛揚跋扈,它使你謙和沉潛。

  是對這條街的瞭解,使你能把過去和此刻銜接起來。因為有著對歷史的記憶,所以你能詮釋現在,面對未來。知道從何處來,然後知道往何處去——過去、現在、未來之間有所傳承,就是生活的秩序。體認了這個秩序,所以篤定,所以寧靜。

  靈活、聰明、不畏艱辛,勇於冒險的臺灣孩子,蔑視法規、不講原則、苟且短視的臺灣孩子,在闖蕩四百年之後,走到了一個最困難的關口:他想追求篤定和寧靜,一個和他原始個性背道而馳的理想。解萍,追求根的深紮。

  很困難,因為這一切,他不能夠繞著走。

12

  保姆到書房來說,樓下的馬桶護圈壞了,老掉下來。

  讓我想想,或許書桌上這半卷透明膠帶可以把它給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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